第五十三章 栖香阁：顾贞立与避秦人

    江南烟雨葬花魂

    江南的雨，从来不肯痛快地下。

    可它落在无锡东林书院的旧墙上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墨。那墨不是松烟的墨，是血凝的墨——被崇祯十七年的硝烟呛过的、被清军的铁蹄踏碎的、在故国山河的废墟里泡了整整七十六年的墨。她叫顾贞立，原名文婉，字碧汾，自号避秦人。

    她是顾宪成的曾孙女，顾贞观的长姐，清初词坛上“最有劲爽情韵”的女词人。她生于东林党的余晖里，长于明清易代的乱世中，嫁于同邑侯氏，活到了康熙三十八年，七十六年的人生，像一卷被雨水泡烂了的、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稿。纸是黄的，墨是淡的，边角是卷的，可那些字还在，那些痛还在，那些不肯低头、不肯服输、不肯认命的骨气还在。

    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号——避秦人。秦不是秦始皇的秦，是清朝的秦。她避的不是暴政，是改朝换代，是那个逼着她弟弟剃了发、逼着她父亲绝了食、逼着她从大明遗民变成大清顺民的铁蹄。她避了一辈子，避在词里，避在诗里，避在栖香阁的帘幕后，避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、不肯痛快的江南烟雨里。

    她出生的时候，无锡下着雨。那是天启三年（1623年），大明王朝已经病入膏肓。朝堂上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到了白热化，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，西北的流寇一天比一天多。可她不知道。她什么都不知道。她只是无锡城中顾家大宅里的一个女娃子，在祖母的怀里，被乳母抱着，在回廊里走来走去，走到东，走到西，走到雨停了，天晴了，又下雨了。

    顾家是无锡最显赫的家族。她的曾祖父顾宪成，是东林学派的领袖，万历年间在无锡创办东林书院，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”这副对联，刻在书院的门柱上，也刻在顾家子孙的骨头上。她的祖父顾与渟，官至户部郎，晚年知夔州府；她的父亲顾枢，明天启元年举人，东林党魁高攀龙的弟子，学问道德名满江南。这样一个家族，在明末的江南，是“一门忠义，累世清流”的代名词。

    顾贞立是顾枢的长女。她三岁识字，五岁能诗，七岁能词，九岁能画。她的才情，在顾家这一代中，是最出众的。她的弟弟顾贞观后来成了清初词坛的名家，与纳兰性德、陈维崧、朱彝尊并称“词家三绝”。可顾贞观自己都说，姐姐的才情，不在他之下。他在《蒙阴山中七歌》中写道：“有姊有姊号能文，长者曹昭次左芬。”他把大姐比作续写《后汉书》的班昭，把二姐比作以《离思赋》传世的左芬。

    顾贞立不仅才情出众，性格也与众不同。她自负，“算缟綦，何必让男儿”——穿裙子的女人，凭什么让男人占了上风？她豪放，“安得长流俱化酒，千觞，一洗英雄儿女肠”——如果那长河的水都化成酒，她千杯不醉，把英雄和儿女的柔肠一并洗尽。她狂傲，“笑闺中、赢得愧称兄，予差长”——闺中的女子，她只觉得自己略长一筹。

    这样的性格，在明末的闺阁中，是异类。可她不在乎。她在乎的，从来不是别人怎么看，而是自己怎么写。

    她在《满江红》中写道：

    “仆本恨人，那禁得、悲哉秋气。恰又是、将归送别，登山临水。一派角声烟霭外，数行雁字波光里。试凭高、觅取旧妆楼，谁同倚？”

    “仆本恨人，那禁得、悲哉秋气”——她生来就是一个心中有恨的人，哪禁得住秋天这悲凉的天气。“恰又是、将归送别，登山临水”——正好又是送别的时节，登山临水，满目凄凉。“一派角声烟霭外”——远处的角声在烟霭之外响起。“数行雁字波光里”——几行大雁在波光中飞过。“试凭高、觅取旧妆楼”——她试着登高望远，想找到旧日的妆楼。“谁同倚”——可谁和她一起倚着栏杆呢？

    这首词写于她十八岁出嫁之后。词中那股不平之气，不是装出来的，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。她恨自己不是男儿身，恨这个时代不让女子说话，恨那旧日的妆楼再也找不到了——不是楼不见了，是她自己变了。她不再是无忧无虑的顾家大小姐，而是侯家的媳妇，是那个要在婆家低眉顺眼、夹着尾巴做人的新娘子。她不甘心。她写道：“江上空怜商女曲，闺中漫洒神州泪。算缟綦、何必让男儿？天应忌！”她在江上听到商女的曲子，只是空自怜惜；她在闺中洒下为神州破碎而流的眼泪，也只是徒然。算来穿裙子的女人，何必让男人占了上风？老天爷，你应该忌讳！

    “算缟綦、何必让男儿？天应忌！”——这是她一生中写得最嚣张的一句。她不是谦虚，她是在宣战。她向那个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，向那些说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人宣战，向这个关了她十八年的闺阁宣战。她的武器不是刀，不是剑，是词。词是她的剑，也是她的盾。她用词刺破命运的暗，也用词挡住人间的寒。

    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，她十七岁，嫁了同邑侯晋。

    侯晋，字用宾，一字蓉滨，是锡山东里侯氏的后人。侯家也是无锡的望族，侯晋的兄长侯曦娶了锡山秦氏家族的女儿——那正是顾贞立给自己取号“避秦人”的原因。传说她与那位姓秦的妯娌不和，便自号“避秦人”。可这“避秦”二字，在明亡之后，有了更深的一层含义。秦，变成了清朝；避秦，变成了避清。她把自己藏在这个号里，藏在那些没有人能读懂的隐喻里，藏在那些她写了一辈子、却从不轻易示人的旧稿里。

    婚后的日子，是她一生中最复杂的时光。

    侯晋是个读书人，工诗词，善书画。他懂她的诗，懂她的词，懂她的心。她写了新词，第一个给他看；他读了，会在词稿的空白处，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。批语不长，只有几个字——“此句妙绝”，“此字可再酌”，“碧汾，你又瘦了”。她的词里，常常出现“恨”“酒”“剑”“秋”“雁”“月”“灯”“病”“愁”这些字。那些字，不是她故意要写的，是她的生活里，只剩这些了。

    可她不只是妻子。她还是母亲，是儿媳，是侯家的长媳。她要操持家务，要侍奉公婆，要养育孩子。这些事，她做得不算好，可也不算差。她不是那种只会写诗、不会过日子的才女，她能把一家老小照顾得妥妥帖帖，能在年节时给婆婆绣出一幅像模像样的寿屏，能在孩子生病时连夜煎药、衣不解带地守在床边。可她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心里总有一个声音在说——这不是你该做的事。你该做的事，是写词。写那些比男人写得更好的词，写那些能让后人记住的词。

    她在侯家住了很多年。从十七岁嫁过去，到七十多岁死去，五十多年的时光，都在那座老宅里消磨掉了。她不是没有机会离开，不是没有机会去京城、去那些更繁华的地方。侯晋的弟弟侯杲官至刑部侍郎，在京城做了大官，曾写信请她去京城住。她不去。她不愿意离开无锡，不愿意离开那座生她养她的城，不愿意离开那些她从小看到大的山水。

    她在一首《南乡子》中写道：

    “东亭好，青粉薜萝墙。梅子乍圆莺语滑，杏花微雨燕泥香。小立傍斜阳。”

    “东亭好”——东亭这个地方，真好。“青粉薜萝墙”——青粉色的薜荔爬满了墙。“梅子乍圆莺语滑”——梅子刚刚变圆，黄莺的叫声滑溜溜的。“杏花微雨燕泥香”——杏花在微雨中飘落，燕子衔来的泥散发着香气。“小立傍斜阳”——她一个人，站在斜阳下。这首写得太淡了。淡到几乎没有味道。可你多读几遍，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。她站在斜阳下，身边没有人。不是没有人，是她不需要人。她一个人，看梅子，听莺语，闻燕泥，就够了。她把自己活成了东亭的一道风景，活成了江南烟雨中一幅没有人看的画。

    可她最深的牵挂，不是丈夫，不是孩子，是弟弟——顾贞观。

    顾贞观，字华峰，号梁汾，是清初词坛上最耀眼的名字之一。他与纳兰性德交好，与陈维崧、朱彝尊并称“词家三绝”，他的《弹指词》名满天下，他的“金缕曲”两首，至今读来，仍让人涕泗横流。可在顾贞立眼里，他永远是她那个跟在身后、扯着她的衣角、问她“姐姐，这个字怎么读”的小弟弟。

    顾贞观比姐姐小十四岁。他出生的时候，顾贞立已经是一个懂事的少女了。她抱着这个小小的弟弟，看着他粉嫩的脸，看着他闭着的眼睛，看着他微微翕动的小嘴，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柔情。她想，这是她的弟弟，她要保护他，照顾他，一辈子对他好。

    顾贞观后来去北京做官，与纳兰性德成为莫逆之交。纳兰性德英年早逝，顾贞观悲痛欲绝，辞官归隐，回到无锡，回到姐姐身边。那些年，姐弟俩住在一起，一起读书，一起写词，一起在灯下坐到深夜。他们像小时候一样，你写上句，我写下句；你改这个字，我改那个词。写完了，两个人一起读，读完了，相视一笑。那笑，是她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暖意。

    她在《寄弟》中写道：“别后终朝忆，依稀梦里逢。音书千里隔，风雨一灯同。老去愁偏重，贫来病转工。何时重握手，相对话飘蓬。”

    “别后终朝忆”——分别以后，她整天整天地想他。“依稀梦里逢”——只有在梦里，才能依稀见到他。“音书千里隔”——书信隔着千里。“风雨一灯同”——风雨之夜，她和他的灯，是同一盏吗？“老去愁偏重”——老了，愁更重了。“贫来病转工”——穷了，病更重了。“何时重握手”——什么时候能再握住他的手。“相对话飘蓬”——面对面说说话，说说那些飘蓬一般的人生。这首写得太疼了。她的泪，不是为自己流的，是为弟弟流的。她知道弟弟在外面不容易，知道他辞官归隐心里的苦，知道他这一生，也和她一样，是被时代辜负了的人。

    顾贞观读了姐姐的诗，读得泪流满面。他回了一首，写道：“有姊有姊号能文，长者曹昭次左芬。”他把姐姐比作班昭，比作左芬。可他知道，姐姐的才情，比班昭真，比左芬沉，比那些被历史记住了名字的才女，更像她自己。她是顾贞立，不是班昭，不是左芬。她是那个在栖香阁里写了七十年词、却不知道自己的词写得好不好的人。

    明亡之后，顾贞立的词风变了。

    不是她故意要变，是时代逼着她变。大明亡了，江山换了颜色，那些她曾经熟悉的、熟悉的、熟悉的一切，都变了。她的父亲顾枢，在清军南下时，绝食殉国。她的家族，从“东林忠烈”变成了“前朝遗民”。她的弟弟顾贞观，为了生计，不得不剃发易服，做了清朝的官。她没有拦他，可她心里，有一块地方，永远地冷了。

    她在词中写道：“亡国恨，忍重说。”亡国的恨，她不忍心再说。不是不想说，是不敢说。她怕说了，就会哭；她怕哭了，就停不下来；她怕停不下来，就会像父亲一样，绝食而死。她不能死。她还有孩子，还有弟弟，还有那些没有写完的词。

    她把那些亡国的恨，藏进了词里，藏进了那些看似风花雪月的句子里。她写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——那不是秋天的愁，是亡国的愁。她写“故国山河空泪眼”——那不是游子的泪，是遗民的泪。她写“江南塞北一般秋”——那不是季节的秋，是时代的秋。她不说，可她写出来了。写在纸上，写在词里，写在那些没有人能读懂的隐喻里。

    可有人读懂了。郭麐在《灵芬馆词话》中评价她：“顾贞立词，语带风云，气含骚雅，殊不似巾帼中人作者，亦奇女子也。”王蕴章在《然脂余韵》中称她“屹然为闺阁女宗”。严迪昌在《清词史》中说：“在清代女词人中，顾贞立是最有劲爽情韵的名家。”这些话，她听不见了。她死了。可她的词还在，她的骨气还在，她那种“算缟綦、何必让男儿”的倔强，还在。

    她晚年，是在楚黄（黄州府）署中度过的。

    侯晋在楚黄做官，她跟着他，住进了署中的官舍。那官舍不大，只有几间，白墙黑瓦，飞檐翘角。她在一间朝南的屋子里，摆了一张书桌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，还有几卷她正在读的词稿。她把屋子取名为“栖香阁”。栖是栖息，香是她的词香。她把自己栖息在那些词里，栖息在那些香里，栖息在那场永远下不完的雨里。

    她在栖香阁里，整理了自己一生的词稿。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词，烧了；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词，藏了；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词，锁进了箱子里。箱子的钥匙，她挂在脖子上，从不离身。

    她活到七十六岁，在一个下雨的夜晚，闭上了眼睛。

    那年的雨，细细密密地落在楚黄的栖香阁上，落在无锡的东林书院里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。她的《栖香阁词》，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。她在自序中写道：“余少时即好吟咏，每于花晨月夕，拈小词以自遣。及长，嫁为侯氏妇，随夫宦游四方，备尝行役之苦。然此心未死，此志未泯。于舟车劳顿之中，以笔墨自娱。今老矣，回思往事，如烟如梦。因辑数十年所作，汇为一编，名曰《栖香阁词》。非敢传世，亦以寄吾哀思云尔。”

    她没有被人忘记。她的词，被收录在《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》里，被记载在《国朝闺秀正始续集》里，被记载在《全明词》里，被后人铭记。那些厚厚的、厚厚的、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，有她的名字。不大，不亮，不耀眼，可它在那里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，像一个微弱的烛光，忽明忽暗，可它没有灭。

    她在《栖香阁词》中写过这样一句：“算缟綦、何必让男儿？天应忌！”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嚣张的一句，也是她一生中写得最真的一句。她的嚣张，不是狂妄，是不甘。不甘自己生为女子，不甘这个时代不让女子说话，不甘那柄剑只能别在腰间，不能拔出来，不能斩断那些缠了女人几千年的、勒进骨头里的、怎么也解不开的绳索。她不甘，可她没有办法。她只能写，写进词里，写进诗里，写进那些只有她自己知道的夜里。

    江南的雨，从来不肯痛快地下。可她的词，下得痛快。下在她的栖香阁里，下在她的避秦人号中，下在每一个读她词的人心里。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，细细密密，绵绵不绝，像她的人，像她的命，像她的词。

    她在《满江红》中写过这样一句：“安得长流俱化酒，千觞，一洗英雄儿女肠。”她喝了一辈子的酒，写了一辈子的词，恨了一辈子的命。可她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她活着，她写着，她死了，她还在。

    雨声未歇，花魂未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