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七章 看路

    长途汽车是硬座的，塑料坐垫上全是烟头烫出来的小窟窿。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邻座是个去省城看肺病的老人，油纸包里裹着几副中药，黄芪的苦味从上车起就没散过。前排坐了个穿不合身西装的年轻人，腿伸不开，还在那儿翻一本《企业管理》，页面被他手指上的汗渍浸得发卷。

    车开了。引擎轰隆隆响，车厢里混着汽油味、汗味、那股中药味。

    窗外是成片的冬闲田，稻草垛东一个西一个，电线杆顺着公路一直排到天上。偶尔路过一个村子，红砖房墙上刷着白漆标语——“少生优生，幸福一生”。几个孩子在村口追打，扬起一路灰尘。

    我靠在椅背上，随着车厢颠簸。前世我见过郑东海这个名字，在报纸的法制版上，短短三行字，说他因走私和行贿被枪毙。那时候我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只知道这个人曾经把持省城大半的物资批文，手指头缝里漏一点，就够普通人吃一辈子。

    这一次，我要亲眼看看他是什么人。

    老人在旁边咳嗽，从兜里摸出两颗润喉糖，递给我一颗。我接了，糖纸是廉价玻璃纸，剥开里面是棕色的硬糖，含进嘴里一股薄荷混着中药的怪味。

    三个半小时后，车进了省城。天已经大亮。

    省城比江城大出去好几圈。马路宽得能并排跑八辆车，路边种着法国梧桐，树干上刷着半人高的白灰。人行道上的人走路都比江城快半拍，女的穿呢子大衣、蹬小皮鞋，男的夹着公文包，有几个已经用上了BP机，腰间黑乎乎一小方块，时不时低头看一眼。

    我沿着中山路走，路过百货大楼，玻璃橱窗里摆着金星彩电和燕舞录音机，红绸子垫底，标价牌上的数字让人咋舌。再往前是华侨饭店，旋转门里进出的都是穿西装的，门口停一溜儿车，桑塔纳、夏利，还有一辆皇冠，车牌号前面没有字母，数字也小得可怜——那是省城最早一批的牌照。

    路边有个公用电话亭，蓝漆铁皮，里面贴着”长途电话，三分钟一元”的价目表。我摸出李老头给我的纸条，拨了温州瑞安工商联的号码。电话响了三声，一个带南方口音的男人接起来。

    “找阿黄？他在省城进货，住火车站后头的向阳招待所，三楼。”

    我道了谢，挂了电话。出了电话亭，正好看见一辆黑色桑塔纳从路边滑过，车窗摇下半截，后排的男人夹着一根烟，另一只手举着个黑砖头似的东西贴在耳朵上。大哥大。九零年，那玩意儿两万多块一部，抵得上普通人十年工资。车牌号很靠前，省城土著的车。

    我收回目光，往火车站方向走。

    向阳招待所在一条小巷子里，三层灰楼，门口晾着几条床单，冻得像铁板一样硬。门卫是个老头，听我报上阿黄的名字，指了指三楼最里间：“温州来的，开门的那个就是。”

    我敲门。阿黄开的门，身上还穿着那件米黄色的夹克，袖子上有块油渍。他见是我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是你啊，吃早点的那个。”

    “是我。”我伸出手，“炜杰。”

    他握了握，手心干燥粗糙，做五金生意的手。“你电话里说要来看看东海贸易？”

    “看看。”

    阿黄把门关好，领着我下楼。他没多问，我也没多解释。出了招待所，穿了两条街，拐进一条更宽的马路。阿黄在一家杂货铺门口停下，假装看柜台上的打火机，低声说：“前面那栋灰楼，四层，看见没有？”

    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一栋四层的灰色办公楼，墙面是水泥拉毛的，每层都有一排铝合金窗。门口停着三辆桑塔纳，还有一辆黑色皇冠，车头上的凤凰标志擦得锃亮。门边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：东海贸易公司。

    进进出出的人穿着整齐，大多提着公文包，有几个手里攥着大哥大。门口站着一个穿军大衣的保安，不是老头，是个年轻小伙子，腰间别着橡胶棍。

    “表面上做钢材、铜材的批发生意，”阿黄点了根烟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实际上倒腾批文、做空物资、利用政策漏洞。我老乡前年跟他做过一笔铜线生意，货到手发现是工业下脚料，亏了三万，官司打到一半，法院的人说证据不足。”

    我盯着那栋楼的大门，没说话。

    门口的人忽然动起来。保安把门拉开，一个穿藏青色唐装的男人从楼里走出来。五十多岁，微胖，不高，手里盘着两颗核桃，咯啦咯啦响。他出门的时候，旁边经过的几个人都停下脚步，点头叫”郑总”。他也点头，动作不快，一个一个回应，说话的声音我听不清，但能看见他的嘴型——慢，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。

    郑东海。

    前世我只在报纸上见过这个名字。今生，他就在我面前三十米的地方。

    他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，甚至没有大声说话。但门口那帮人，不管是夹公文包的还是拿大哥大的，看他的眼神都带着一种规矩——这里的规矩是他定的。

    一辆皇冠从街角滑过来，司机下车，拉开后门。郑东海准备上车，忽然回头，和一个刚从楼里跟出来的人握手。那人穿着警服，冬天的蓝呢子大衣，大檐帽拿在手里。

    两人的手握了三秒钟。郑东海拍了拍对方的胳膊，像拍一个老朋友。然后弯腰进了皇冠，司机关上门，车无声地开走了。

    我立在街对面，后脖颈子有点发凉。不是怕，是一种确认——这个人的网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大。

    阿黄把烟头扔在地上，用脚碾灭。“看见了？这种人，咱们惹不起。”

    “惹不起，”我说，“也得知道他是什么路数。”

    回江城的长途汽车是下午三点的。我和阿黄在车站告别，他说他要再在省城待两天，看一批拉链的货。我买了票，进站，候车室里有股潮湿的霉味，混合着瓜子皮和橘子核的气息。

    找了个角落坐下，从包里摸出李老头给我带的两个烧饼，硬邦邦的，咬一口掉渣。

    候车室的门开了，冷风灌进来。我抬头看去，目光定在门口那个人身上。

    赵强。

    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，肩宽明显不合身，袖子短了一截，露出里面的毛衣袖口。那是周明远给他”配”的行头。他站在一辆北京吉普旁边，和一个我没见过的男人说话，那男人矮胖，戴一副金边眼镜，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正往赵强手里塞。

    赵强背对着我，没看见候车室角落里的我。

    我慢慢放下手里的烧饼。赵强来省城做什么？周明远派他来的。那封信封里装的是什么？钱？还是……那批工业废料的提货单？

    赵强把信封塞进西装内袋，左右看了看，拉开车门上了吉普。车发动，从我面前开过，他仍然没看见我。

    我盯着那辆北京吉普的尾灯，直到它消失在车站门口的车流里。

    手里的烧饼早就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