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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六章 钟山秀才姚淑与那一支未曾凋的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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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江南烟雨葬花魂

    江南的雨,从来不肯痛快地下。它落在金陵钟山的黛色里,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烟。那烟不是雾,是魂——从六朝旧事的废墟里飘出来的,从秦淮河的脂粉里蒸腾起来的,从那些被历史揉碎了的诗稿里,一缕一缕地渗出来的,像她当年在钟山脚下研墨时,从砚台上浮起的那一层薄薄的、带着松香味的青烟。

    我是在一个深秋的雨天走进钟山的。山不高,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静,像一位闭目养神的老僧,盘腿坐在金陵城的东边,一坐就是一千多年。山道两旁种着梧桐,叶子已经黄了大半,雨水打在叶子上,滴滴答答的,像有人在敲着木鱼。我撑着伞,沿着石阶慢慢地往上走。石阶上长满了青苔,滑滑的,绿绿的,踩上去要格外小心。雨丝从梧桐叶的缝隙里漏下来,落在我的肩上,落在我的袖口上,洇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渍,像泪,又不像是泪。

    我是来找一个人的。她叫姚淑,字仲淑,号钟山秀才。她是明末清初的女诗人、女画家。她生于金陵,长于钟山,嫁于诗人倪天章,寡于乱世,老于荒村。她的诗集叫《钟山秀才诗》,她的画作散落在江南的旧宅里,像那些被雨水泡烂了的、又被她一针一线缝补起来的旧梦。她的一生,像这钟山的秋雨——不急不缓,不温不火,可一下就是一辈子,下得人心都湿了,湿得发霉,湿得长苔,湿得再也晾不干了。

    我沿着石阶一直往上走,走到半山腰,看见一座破败的院落。院门虚掩着,门楣上的匾额已经不见了,只剩下两个深深的钉孔,像一双空洞的眼睛,望着我这个不请自来的访客。我推开院门,走了进去。院子里长满了荒草,草比人还高,草尖上挂着水珠,亮晶晶的,像一颗一颗的泪。院子的角落里有一间小屋,屋门紧闭,窗纸已经破了,从破洞里望进去,里面空荡荡的,只有一张桌子,一把椅子,墙上挂着一幅画。画已经黄了,纸的边角卷了起来,有些地方还被虫蛀了。可画面还在——一株梅花,老干虬枝,盘根错节,枝头开着几朵淡墨色的花,花瓣薄得像蝉翼,仿佛风一吹就会碎。画的右上角题着两行小字:“冰姿不怕雪霜侵,羞傍玉楼与琼林。”没有落款,没有印章。可我知道,这是她画的。她画了一辈子的梅花,画到最后,连名字都不肯留了。她不怕被人忘记。她怕的是被人记得,却没有人懂。

    她出生的时候,明朝已经奄奄一息。那是万历末年,朝堂上党争不断,辽东的边患一天比一天急,西北的流寇一天比一天多。可她不知道。她什么都不知道。她只是金陵城里一个普普通通的读书人家的女儿,在钟山脚下的老宅里,追着蝴蝶跑,跑得满头大汗,跑到蝴蝶飞过了墙头,跑到她再也追不上。她的父亲是个秀才,以教书为生。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,姚淑是家中长女,自小便跟着父亲读书认字。她三岁识字,五岁能诗,七岁能文,九岁能画。她的诗写得早,也写得好,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,对来访的客人说:“你们看,这是我家仲淑写的。她才十岁。”

    客人们读了,啧啧称奇。有人说:“此女将来,必成大器。”有人说:“可惜是个女孩儿,若是个男孩儿,必中进士。”父亲听了,只是笑笑。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。他在乎的,是女儿的诗,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,留下来。他教她读《诗经》,读《离骚》,读汉魏六朝诗,读唐诗宋词。他告诉她:“诗不在多,在真。真的诗,不用写太多,一首就够了。”她记住了。她记了一辈子。可她写的诗,太多了。多到她自己都数不清。那些诗,藏在她的钟山秀才诗里,藏在那些她画了一辈子的梅花图中,藏在那些她写了又改、改了又烧、烧了又写的旧稿里。她不给人看,可她自己看。看了一遍又一遍,看到纸都皱了,看到墨都淡了,看到字都花了。那些字,是她用命写的。她舍不得丢。

    她十五岁那年,嫁了人。嫁的是倪天章。倪天章,字某,号某,是金陵的诗人。他工诗词,善书画,尤精篆刻。他懂她的诗,懂她的画,懂她的心。她写了新诗,第一个给他看;他读了,会在诗稿的空白处,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。批语不长,只有几个字——“此句妙绝”,“此字可再酌”,“仲淑,你又瘦了”。她画了一幅梅花,他会在画的空白处题一首诗。诗不长,只有四句——“冰姿不怕雪霜侵,羞傍玉楼与琼林。冷淡未知人世味,一般清瘦似君心。”她读了,脸红红的,心里甜甜的。那时候的她,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。以为那些梅花会一直开着,那些诗会一直写着,那些茶会一直热着,那些灯会一直亮着。

    可她错了。

    明亡之后,倪天章在抗清斗争中殉国。她失去了丈夫,失去了家,失去了那个在她画上题诗的人。她一个人,带着倪天章的遗稿,带着自己的诗画,带着那颗碎成粉末的心,回到了钟山脚下的老宅里。那一年,她大概三十岁。

    她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屋里,不出门,不见客,不梳妆。她每天做的事,就是整理丈夫的遗稿,整理自己的画作,在灯下,在雨里,在那些漫长的、没有尽头的夜里。她把倪天章的遗稿编成《倪子遗稿》,亲手抄录,亲手校对,亲手装订。她抄了一遍又一遍,抄到手都肿了,抄到眼睛都花了,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。可她不肯停下来。她怕一停下来,就再也拿不动笔了。她怕拿不动笔,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。她把剩下的时间,用在画画上。她画梅花,画那些“冰姿不怕雪霜侵”的梅花。她的梅花,越来越淡,越来越瘦,越来越不像梅花,像她这个人——瘦,淡,冷,孤。她用墨越来越少,用水越来越多,墨淡到几乎没有颜色,水多到纸都皱了。她不是在画画,她是在哭。把哭画成画,把泪化成墨,把疼凝成纸上的那一点一点的、淡淡的、几乎看不见的痕迹。

    我在那间小屋前站了很久。雨一直没有停,细细密密的,落在院里的荒草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,像她在灯下磨墨的声音。她磨了一辈子的墨,磨到墨锭都磨光了,磨到砚台都磨穿了,磨到手指都磨出了老茧。可她还是磨。不磨,她写不出字;写不出字,她就会疯。

    我推开屋门,走了进去。屋里很暗,只有从破窗里透进来的一点光,照在墙上那幅梅花图上。我走到画前,凑近了看。墨色已经淡得几乎看不见了,可那几朵梅花还在,在枝头上,在雨里,在那些被虫蛀过的孔洞里,倔强地开着。花瓣薄得像蝉翼,仿佛一口气就能吹散。可它们没有散。它们在那里,开了三百年,还没有谢。

    画的旁边,挂着一支笔。笔杆是竹子的,已经裂了,笔头的毛也秃了,可它还挂在墙上,像一个断了腿的老兵,在角落里静静地站着,一言不发。我伸手摸了摸那支笔,笔杆凉凉的,滑滑的,像她的手指,握在手里,凉得让人心疼。她就是用这支笔,写下了那些诗,画下了那些梅。她写了多少年?画了多少年?从十五岁写到三十岁,从三十岁画到七十岁。写了五十年,画了五十年,写到笔都秃了,画到纸都黄了,可她还在写,还在画。不停,不能停。一停,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

    她写过一首《梅花》,诗里有一句:

    “冰姿不怕雪霜侵,羞傍玉楼与琼林。冷淡未知人世味,一般清瘦似君心。”

    冰姿不怕雪霜侵——她的梅花,不怕雪,不怕霜。羞傍玉楼与琼林——它羞于傍着玉楼和琼林。冷淡未知人世味——它冷淡,不知道人世的味道。一般清瘦似君心——它和你的心一样清瘦。她写的是梅花,也是她自己。她的心,像梅花一样冷,一样硬,一样不怕雪霜的侵凌。她不需要玉楼琼林的庇护,不需要别人的怜悯,她只需要自己。她是一株野梅花,长在荒郊野外,没有人浇灌,没有人欣赏,可她照样开花,照样吐香,照样在风雪中站得笔直。她站了一辈子,站到枝干都弯了,站到树皮都裂了,站到花都落了,可她没有倒。不能倒。倒了,就什么都没了。

    我走出小屋,站在院子里,看着那些荒草,看着那些雨滴从草尖上滑下来,滴进泥土里,滴进那些看不见的深处。我忽然想,她是不是也常常这样,一个人,站在这个院子里,看着这些草,看着这些雨,看着这些她种了一辈子、却没有等到花开的花?她种过什么?种过梅,种过兰,种过菊,种过竹。可她种的那些花,都没有活。不是花不好,是土不好。钟山的土,太硬了,太冷了,太瘦了,养不活那些娇贵的花。可她还是种。种了一年又一年,种到手指都磨破了,种到腰都直不起来了,种到再也种不动了。她不是不知道种不活,她是不甘心。不甘心那些花,开在别人的院子里,开在那些她到不了的地方,开在她只能在梦里见到的地方。她到不了,只能种。种下去,就好过一点。好过一点,就能再活一天。

    她在《钟山秀才诗》中写道:

    “种梅三十年,花落人亦老。明年花开时,不知谁来看。”

    种梅三十年——她种了三十年的梅花。花落人亦老——花落了,人也老了。明年花开时——明年梅花开的时候。不知谁来看——不知道谁会来看。她写了三十年,种了三十年,等了三十年。可她没有等到那个来看花的人。那个人,死了。死在那年冬天,死在那场她永远也醒不来的噩梦里。她等不了了。她死了。死在那年春天,死在梅花开得最盛的时候。她死的时候,手里还捏着一枝梅花。梅花是白的,白得像雪,像月光,像她年轻时穿的那件素白的衫子。她把梅花贴在胸口,闭上了眼睛。她去找他了。找那个在她画上题诗的人,找那个在灯下批她诗稿的人,找那个说“仲淑,你又瘦了”的人。她找了三十年,终于找到了。

    我站在院子里,站了很久。雨一直没有停,不急不缓,像老天爷在慢悠悠地纺线,把天和地纺在一起,纺成一匹永远织不完的布。我转过身,准备离开。走到院门口,又回头看了一眼。院子还是那个院子,荒的,空的,静的。可我觉得,它不是空的。她的魂,还在。在那间小屋里,在那幅梅花图上,在那支秃了笔头的笔里,在每一个下雨的夜晚,你闭上眼睛,就能听见她。听见她磨墨的声音,听见她铺纸的声音,听见她在灯下轻轻地、轻轻地念着那句——“冰姿不怕雪霜侵,羞傍玉楼与琼林。”

    她念了一辈子,念到声音都哑了,念到字都模糊了,念到再也念不动了。可她还在念。在风里念,在雨里念,在钟山的云雾里念,在那句“一般清瘦似君心”里念。

    我撑着伞,走下了山。雨丝细细密密的,落在伞面上,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我走得很慢,一步一步的,像是在丈量什么。丈量她的命?丈量我的命?丈量这场雨的长度?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,这条路,她走过无数次。从钟山脚下的老宅到山顶的梅花林,从梅花林到老宅。她走了一辈子,走到腿都软了,走到鞋都磨破了,走到再也走不动了。可她还在走。在梦里走,在诗里走,在那句“明年花开时,不知谁来看”里走。

    走到山脚下,我又回头看了一眼。钟山在雨中朦朦胧胧的,像一幅褪了色的水墨画。画里有山,有树,有云,有雾,有那间破败的小院,有那幅黄了纸的梅花图,有那支秃了笔头的笔。还有她。她在画里,在山的深处,在雨的尽头,在每一个读到她的诗的人心里。她没有走。她从来不需要我找,她只需要我记得。记得她叫姚淑,字仲淑,号钟山秀才。记得她写过“冰姿不怕雪霜侵,羞傍玉楼与琼林”。记得她在那场下了三百年的雨里,一个人,活了五十年,写了五十年,画了五十年,等了五十年。

    她等了五十年,没有等到那个人回来。可她等了。等了,就够了。不是所有的等待,都需要结果。有些等待,本身就是结果。她在等待中,活成了梅花,活成了诗,活成了那支秃了笔头的笔。她不是死了,她是化成了那株老梅,年年冬天开花,年年春天落叶,年年夏天枯枝,年年秋天等着下一个冬天。她等了一辈子,等到头发白了,等到牙齿落了,等到眼睛花了,等到梦都碎了。可她还在等。不是因为她傻,是因为她不能不等。等,是她唯一的信仰。不等了,她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。

    雨还在下。江南的雨,从来不肯痛快地下。可它下着,一直在下。落在钟山上,落在梅花林里,落在那间破败的小院中,落在她的诗里,落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。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,细细密密,绵绵不绝,像她的人,像她的命,像她的诗。

    雨声未歇,花魂未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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