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 418章 长江水灾
1935年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,兵祸横行,自然灾害频发,如今又爆发了少见的大洪水。
这场水灾,来得又急又猛,老天爷憋了半年的火,一夜之间全倒下来。
七月初,湖北、湖南、河南、陕南连着五天暴雨。雨成片成片往下砸,人站在雨里,连眼睛都睁不开。
三峡两边,五峰和兴山两个暴雨中心一南一北,像两只大手同时拧着毛巾,澧水、渫水、溇水、汉水、长江一起暴涨。到了七月六日,澧水三江口的洪峰流量冲到三万零三百立方米每秒,比后来一九九八年那场大洪水还猛。
慈利县城水漫到了三楼,人蹲在屋顶上喊救命,小船从街心划过去,船桨时不时撞到淹在水下的牌坊柱子。
汉水钟祥段的堤防一口气溃了十四处,最狠的是狮子口那段,豁口足有四公里宽,洪水像脱缰的野马,一路荡平汉北平原,直直扑向汉口张公堤。
光化以下十六个县,一夜之间全泡进水里。江汉平原五十三县受灾,被淹的农田两千多万亩,上千万人无家可归,倒塌的房屋四十多万间。光是湖北湖南两省,报上来的死亡人数就超过十四万。汉阳城区泡了整整六十多天,最深的地方水过腰。三个月后水才退干净,可水退了,痢疾、疟疾、血吸虫病又轮着来,又带走一批人。
天灾如此,人祸更甚。
荆江堤工局长徐国瑞,平时就是个吃堤款的好手。上面拨下来的修堤经费,他层层克扣,真正用到堤坝上的不到一半。
老百姓管荆江大堤叫“豆腐坝”,意思明摆着:看着白花花的,水一冲就散。洪峰来的时候,荆江大堤危在旦夕,徐国瑞不组织抢险,不调人上堤,连沙袋都不发一个,反而跑到江边摆了香案,杀鸡宰羊,祭起了江神。
他穿着长衫,戴着礼帽,在风雨里磕头作揖,嘴里念念有词,求龙王开恩。江水一寸一寸往上涨,他的香案也越摆越认真。
结果堆金台段还是决了口。
荆州城被淹过了城门,草市镇整个被冲毁,沙市的水一直漫到中山马路北沿。
徐国瑞后来卷了细软,靠着第十军军长徐源泉的庇护,硬是没受半点处分,一路做到荆沙沦陷,最后带着几十年贪污的钱跑到重庆当寓公去了。
万城分局的吴锦棠更是荒唐。洪峰最险的时候,他守的那段堤正是最吃紧的地方。手下人眼巴巴等他下令抢险,这位分局主任却说要“去祭关公”,带着一帮人拍屁股走了。
关公庙的香火自然旺,可堤坝不会管你拜谁。他前脚走,后脚那段堤就垮了。水头直冲而下,沿江几十个村子连撤退的时间都没有。吴锦棠祭完关公,再没回堤上。上头追查,他早跑没影了。
荆州专区专员兼江陵县长雷啸岑,管着江陵,竟连自己辖区里的阴湘城堤在哪都说不清。洪水围城时,他问左右:“阴湘城堤是不是在当阳?”
属官们当场愣住,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进了水。抢险的人正在城头拼命,他带着卫兵溜进东门外的教堂里躲水。灾民在水里挣扎,他在教堂里喝茶。
后来监察院通过了对他的弹劾,撤销职务。
结果没过多久,张群一推荐,雷啸岑又跑到四川做官去了。撤职,等于给他调了个地方。
湖北省赈务委员会主任杨思廉更绝。水灾最厉害的那几天,全省的赈灾事务全该他张罗。可这位主任不见了。后来有人在同仁医院里找到他,问他为什么不去救灾,他举了举手腕,说“皮肤破裂,需住院治疗”。
管赈灾的一把手,因为手上破了块皮,躲进医院不出来。江陵旅省同乡会气得公开发文骂他“将堤工作儿戏,视人命如草芥”。骂归骂,杨思廉毫发无伤。
最扎心的是贪污数字。湖北全省为修堤募捐,数目不小。可事后查出官员私吞捐款的案子二十八起,总额将近七十万银元。这些钱本应变成一块块石头、一袋袋水泥,夯进大堤。结果大堤还是那副“豆腐坝”的样子。洪水一来,全线崩溃。那十四万条人命,有相当一部分不是被水冲走的,是被这些蛀虫啃没的。
真正在洪水中救人的,反倒不是官家。沙市商会一盘点,全市存粮只有两千多石,够吃三天。商会会长杨绍东带着一帮生意人,自掏腰包设立收容所,在大赛巷的学校和文星楼贫民工厂施粥。
荆州商会会长金荣甫搞了个水灾防险委员会,报名抢险的每人每天发一升大米,管两顿稀粥。靠这个条件才凑起四百多人,用土豆装进麻袋堵缺口,硬是保住了荆州城没被淹透。官方救灾体系基本瘫痪,真正站在水里扛沙包的是商人、乡绅和那些从没见过名字的普通人。
日本人像闻着血腥味的狼,立刻扑了上来。他们控制的《顺天时报》《盛京时报》天天连篇累牍地报道中国水灾惨状,配着大幅照片:水中浮尸、屋顶上的灾民、决口的堤坝。
文字却比照片更毒,一边写“支那政府只顾剿共,罔顾民生”,一边又渲染“长江万里,处处哀鸿”。他们甚至派了几个所谓的“医疗队”到灾区附近转了一圈,又让记者拍下照片发回东京,说中国政府救灾不力,日本侨民捐款反而比南京政府还多。
东京的电台翻来覆去播着同一条新闻:支那水灾,千万灾民流离失所,南京政要却在庐山避暑。这些话半真半假,可配上那些照片,杀伤力极大。
顾长柏听到消息时,刚在华北把工兵营的活安排下去。
他看了几份日本报纸,又翻了翻南京送来的灾情简报,脸色铁青。
罗云冬说:“日本人这是要拿水灾做文章,舆论战也是战争。”
顾长柏把报纸甩在桌上:“他们说得有几句是假的?堤款被贪,堤坝成渣,官员跑的跑、躲的躲,连哪段堤在哪儿都搞不明白。人家不拿这个做文章,才叫对不起那些淹死的冤魂。”
他接着让人给汉口发报,以他个人和顾家商行的名义,先调一千吨粮食、三百顶帐篷、足够数量的奎宁和消毒药品,从长江水道直运荆沙一带,又在灾情最重的几个县分设粥厂和临时卫生站。
他在电报里写得明白:“官家不救,我们救。救不了所有人,至少让活着的人知道,这世道还没烂到根上。”
发完电报,他又对罗云冬说:“日本人想拿水灾当刀,我们偏不让他们如愿。灾要救,账也要算。修堤的钱怎么吞的,谁放的江神,谁躲的教堂,全都记下来。早晚有一天,要这些人吐出来。”